百岁老人话百年,改天换地生活甜

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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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常有千年松,世间难逢百岁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百岁老人是无价之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百岁老人是一部见证了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的活历史。

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武汉四位百岁老人,他们用朴实的语言描绘时代变迁,用善良的笑容表达出对党的感恩和生活的热爱,他们跨越百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享受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

放牛女娃改变命运,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徐荣生 100岁 徐荣生拿着一摞奖状


近日,记者来到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村街116社区,今年100岁的徐荣生正在看电视中播放的党史知识竞答,说起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徐荣生一下子来了精神。她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一名放牛女娃成为年年评优的技术工人,又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没有党让我们妇女翻身,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徐荣生动情地说。


放牛女娃成了技术工人


1921年2月26日,徐荣生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徐荣生家中六兄妹,她排行老五。两岁时,母亲离世,姐姐把徐荣生带大。那时候女孩都要裹脚,姐姐从小就裹脚,而她到了四五岁才开始裹脚。“我的孙子经常问奶奶的脚怎么了,这是裹脚的痕迹,裹脚走路脚都是木的,旧社会的女孩没有自由。”徐荣生说。十几岁时,红军到村里宣传政策,不允许女孩裹脚,她一听到消息,打从心里高兴,立马扯下了裹脚布。


20岁时,父亲去世,徐荣生被送到许下娃娃亲的婆家。1949年,她跟随婆家逃难来到汉口。武汉解放了,他们定居下来。后来,武汉3506工厂招工,徐荣生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徐荣生踏实肯干,年年获评优秀。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攒下来的一摞奖状。


“解放后,新社会个人发展全凭劳动,旧社会女孩只能下地做农活,出个门都要被嘲笑。”徐荣生感叹。


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


徐荣生说,她从小没有名字,姐姐们也没有名字,大姐叫大毛,二姐叫二毛,女孩名字按照家族顺序依次取名,所以徐荣生只知道自己叫八毛。当时,女孩不能抛头露面,也不让上学,因此她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到了工厂后,国家开展扫盲运动,工厂开了夜校。放工后,徐荣生积极学习,一直学到初中毕业。这期间,她给自己取名徐荣生,因为参加生产光荣,这个新名字见证了她崭新的人生。


1950年,新中国出台第一部法规《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因娃娃亲结婚的徐荣生向法院申请离婚,1951年,法院宣判两人的包办婚姻作废。后来,徐荣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名工人,两人结为夫妻。


1953年,徐荣生入党。1970年,年近五旬的徐荣生报名去条件艰苦的十堰地区,带着两个孩子支援“三线”建设,到了3541工厂工作。1977年,徐荣生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79年10月,她从技术工人岗位上光荣退休。


百岁生日当天直播讲党课


从河南来到武汉以后,徐荣生偶尔回去过几次。她说,老家的门口修建了三个大池塘,坐在池塘边树荫下吹风别提多惬意,老家的人都修了新房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徐荣生的大儿子定居上海,她和二儿子、小儿子生活在武汉。过去家里人联系只能靠写信,如今,通信、交通工具日益发达,她时常和大伙视频通话,家人们也会乘高铁或开车回来看她。


现在,徐荣生每月有4500元退休金,逢年过节,社区的工作人员便会上门慰问。今年2月26日,农历元宵节,社区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场庆祝100周岁的生日派对。有着68年党龄的徐荣生还给社区居民直播讲党课。“今天的生活太幸福了,你们年轻人过上了好日子呀,我也赶上了好时候。”采访中,徐荣生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一门三代15名桥工,大桥修到世界各地


孙春初 102岁 孙春初(左三)和家人在武汉长江大桥前合影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桥梁建设者,中铁大桥局第一批高级工程师,中铁大桥局五处第一任机修厂厂长。他叫孙春初,是新中国第一代桥工,参与并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他将自己的儿女培养成了桥工。到了第三代,孙子辈也成了桥工。


细数孙春初的43人大家庭,有15名桥工。孙家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家族”,更见证着中国桥梁的发展变迁。


贫苦娃成长为铁路工程师


1919年,孙春初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家庭。8岁那年,孙春初罹患天花,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面部却毁了容。在艰难完成小学、中学课程后,孙春初进入湖南楚怡高级工业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习。“那时候强调‘科学救国’,我就拼了命学习科学知识。”孙春初说。


1941年,孙春初被派往滇缅公路建设现场。滇缅公路是一条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国际通道,也是中国西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它的建成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孙春初很快在高强度的修路施工中成长起来,并成为土木工程师。在施工中,各种未曾见过的工程机械引起了孙春初的兴趣。不久后,孙春初成了施工队的机械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衡阳铁路局坪石工务段工作。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孙春初随第三批铁路抢修部队进入朝鲜,在志愿军司令部工务部担任工程师。


在朝鲜的300个日夜里,孙春初走遍了朝鲜的3条铁路线,凡是有中国铁道兵和中国铁路工人抢修的桥梁,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参与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


1953年回国后,恰逢国家准备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孙春初由衡阳铁路局调入刚刚成立的武汉大桥工程局。


当时,在汉水桥工地,火车运进了苏联援助的两台推土机、五台拖拉机,这些机械停在车皮上已经一个星期。由于没人会操作,根本开不下来。


孙春初得知后,自告奋勇登上推土机,摸索着发动了机器。“那些苏联机械和我在修建滇缅公路时接触的机械,原理都一样。”孙春初说。他将滞留在汉水桥工地的七台机械车全部开进了工地。


后来,武汉大桥工程局成立了机械经租站,孙春初参与了组建,担任了第一任站长。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国家紧缺机电机械人才,孙春初带领机械经租站的年轻人钻研技术,带出了一大批机电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就连援助修桥的苏联专家都对他连连称赞。


一门三代15名桥工


如今,孙春初已是四世同堂,儿孙中有14人在桥梁系统工作。正月初五是孙春初的农历生日,这也成了孙家一年最热闹的日子。无论多忙,孙家人都要抽出时间,从天南海北相聚武汉,拍摄一张全家福。


“当年武汉就一座长江大桥,60多年建成了11座!”站在武汉长江大桥回望当年建桥的施工旧址——如今的汉阳区建桥街,孙春初感慨万千:从当年水网密布的荒芜土地,到如今高楼林立的汉阳新城;从当年建桥时的泥泞公路,到如今柏油路、水泥路和轨道交通密布的城市路网;从武汉长江大桥到长江二桥,从鹦鹉洲大桥到杨泗港大桥,从天兴洲长江大桥到青山长江大桥……


60多年前曾被长江、汉水阻隔的武汉三镇,如今已被密布的桥梁连结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孙家的第三代桥工也从武汉走出国门,将大桥修到世界各地。


切身感受交通巨变,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王士祯 106岁 王士祯仍在坚持看报


父母早逝,他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如今年过百岁,除了有退休金还能领高龄老人津贴;40年前坐船到上海需要3天半,如今坐高铁3个半小时汉沪直达。106岁的王士祯是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扬子社区最年长的老人。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走进王士祯老人家,谈及百年巨变,老人娓娓道来,思路清晰,感慨万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小时候饥一顿饱一顿


王士祯191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家庭。“我2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14岁时母亲去世”,说起儿时寄人篱下的生活,王士祯擦了擦眼角,“那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垮王士祯对生活的信心。穷困的日子里,王士祯愈发勤奋学习,特别擅长计算数字、打算盘。1937年他考进上海银行工作。


安宁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士祯辗转多地,直到解放后,他的工作才稳定下来,在武汉一家银行上班,并在江汉路附近安了家。


王士祯在武汉的家,有20多平方米,他和老伴还有两个儿子居住。“当时我们住的三楼就是顶楼,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屋里温度比外面气温还高。”王士祯的儿子王辅信对记者说,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受不了,王辅信就搬个竹床到楼顶睡觉。家里没有冰箱,吃不完的饭菜都是放在盛上水的脸盆里面晾着,上面罩上纱罩。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士祯一家才用上了电扇和冰箱。


如今,王士祯一家的住房状况也发生了巨变,住上了90多平方米的房屋,儿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住所。逢年过节,社区居委会、银行系统领导都会上门慰问老人。现在他每个月除了领退休金外,还能享受每个月500元的高龄津贴。“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很感恩、知足,我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王士祯感激地说。


感受最深的是交通巨变


生活了一个世纪,王士祯感觉变化最明显的是交通。1982年,67岁的王士祯才从银行退休。退休后,老人经常回上海。“那时候去上海多数是坐船,虽然坐船要3天半,但是费用相对便宜。”王士祯说。


上世纪80年代,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坐四等舱需要十元零七角。王士祯回忆,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平均工资30多元。那时候从武汉坐火车到上海,需要先转车到郑州,再转车到徐州、南京,然后再到上海,费用也贵。


进入新世纪,交通迅猛发展。如今,武汉到上海,乘高铁只需要3个半小时。


大交通巨变,小交通变化也很明显。王士祯回忆,上世纪80年代之前江汉路只有1路和2路少数几条公交线路,现在经过江汉路的公交线路有十多条。近几年,地铁2号线、6号线陆续开通。天气好的时候,在家人的陪伴下,王士祯经常会在江汉路步行街上转一转、走一走。“江汉路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大气了。”老人称赞。


百年来,这位世纪老人见证了新中国的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从过去一穷二白到现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在武昌住了上百年,最爱“兜风”游览城市


李容佬 105岁 李容佬躺在床上


她靠种菜养活了一家人,如今,她跟着子女住进了高档整洁的新小区,但仍不忘自己“菜农”的身份。


6月19日,记者见到105岁的李容佬婆婆时,她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攀谈中,老人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眼里满是羡慕。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三角路从沙湖边的一个小村湾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繁华社区,李婆婆就像矗立在路边那棵繁茂挺拔的大树,在这里扎根一生。


李婆婆是土生土长的武昌人,一辈子靠种菜为生,“那时的三角路村还叫宝积庵,我家里有一大片菜园子……”见到年轻的子孙们,老人就会讲起这些故事。


过度劳作让她留下病根


“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晴天下雨,天天都要往菜园跑。”李婆婆回忆当年的点滴,至今仍记忆深刻。一大家人挤在一栋破旧的瓦房里,一下大雨就漏水,家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种菜、收菜、耕作都需要长期弯腰俯身,李婆婆的腰积劳成疾,落下了病根子,但为了这个家,她不得不起早贪黑。



李婆婆的儿子陈冬生告诉记者,父亲走得早,全靠母亲当家。一家人节衣缩食,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缝缝补补给弟弟妹妹穿,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


“现在真是条件好,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到,那个时候能吃上一顿肉,就是非常高兴的事了。”李婆婆感叹。


在她的记忆中,三角路村地势低洼,到处长满杂草,通往村里的泥巴路也是坑坑洼洼。


因为常年弯腰种菜,她的腰一直不好,碰到阴雨天就会痛,有一次她在菜园遇到侵华日军,遭到对方殴打,她的腰自此就无法直起来了,“那时条件差,又没钱看病,只能咬牙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不断耕耘和奋斗,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喜欢出门看城市变化


这是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从宝积庵到和平乡再到三角路村,李婆婆带着孩子们在沙湖边扎根了半个多世纪,她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年事已高,她还是非常喜欢出门转转,“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次,看看武汉的发展变化。”


“老人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坐轮椅的样子。”陈冬生笑着说,每次出门,他都会牵着老人下楼,再将其扶上自己的电动车。老人很喜欢这种“兜风”的感觉。“她主动坐稳,双手环抱抓紧我的腰,我再慢慢出发,一边骑车一边为她讲解城市的发展变化。”


“这一片原来全都是菜园子,那边是沙湖,还记得吗?”前几天,陈冬生又带着老人出门,李婆婆望着儿子指的方向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现在几好哟,都是水泥路。”说完,自己都笑起来了。


陈冬生说,每次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老人都会想起一家人以前的生活,“那时候家里只有一间小屋,住着一家人,门前猪圈,屋后粪池,直到我怀了孩子,家里东拼西凑才将屋子往外推了一点,搭了个能放床的小屋,那是一间砖瓦房。”


2005年前后,武汉启动城中村改造,作为第一批“村改居”社区,经过十几年的变迁,三角路村现在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李婆婆跟随儿子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清晨,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的床上,映着她平静祥和的笑脸,老人惬意地看望窗外,感受着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感叹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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