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老龄化?权威人口专家建议:抓住窗口期进行制度调整

2021-05-14
来源:

日前,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正式公布。

“摸清人口的新家底,把握人口的新国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用14个字评价“七人普”的价值和意义。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国情。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情况看,十年间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比如人口总量仍保持增长,并维持在14亿以上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年限增长,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等。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人口比重正在下降,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等人口新国情同样值得关注。

就人户分离人口数而言,过去十年增长88.52%,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是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也增长了69.73%。

“过去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是在缓慢下降的,但数据显示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增长得非常快。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非常大,也是过去没有想象到的,这对未来人口户籍管理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陆杰华注意到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省内流动数量不断增加,似乎预示着人口流动多元化的趋势。“我猜想与这10年间交通设施的改进密切相关。”

再如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六人普”到“七人普”,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比前一个10年下降0.04%。“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0-14岁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分别上升了1.35%和5.44%,而15-59岁人口比重则下降6.79%,减少4000多万人。

“低生育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认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宁吉喆提到,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人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3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少儿人口比重上升也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

对于社会对人口发展趋势逐渐显现出的忧虑,陆杰华表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是相伴相生的,负增长早晚会到来的。

陆杰华提醒,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负增长的人口形态,各种制度安排都是按照年轻社会来设计的,因此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剧烈。“我们不仅要在政策上做出调整,还要转变思维观念,让各种制度安排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变化。”

出生人口增长放缓,我们的劳动力还够吗?宁吉喆表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依然年富力强。

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如何开发人口红利新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将成为新的命题。

对话——

南方+记者专访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

“广东应超前做好人口走向老龄化的准备”

如何看待“七人普”反映出的人口发展新变化?人口转向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应该怎样适应新变化?数据发布后,南方+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

“老龄化还有制度储备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

南方+:“七人普”带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数据,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增加了近一倍。

陆杰华:我们10年间,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在提高。还有一个数据是1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从9.08年增长到9.91年,这10年增长了差不多一年。教育水平提高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下一步我国要走向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从人口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本强国,我们的政策体系如何去促进这个转向。

南方+:我们注意到老龄人口比重在10年间有所提升,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有哪些措施可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陆杰华:从动态来看,我们老龄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每年增加1000万左右的老年人。但现在的老龄化并不是最快的,未来两三年速度应该更快一些。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老龄化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有制度储备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做好制度安排,包括延迟退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等,都会对应对老龄化产生积极且有效的作用。

南方+:“七人普”数据显示,广东常住人口数量依然居全国首位,而且十年间人口增长超过2100万,您认为广东应该如何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

陆杰华:广东常住人口在全国排第一,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在人口结构中占得先机,具有自己特殊的优势。对于广东,我们既要看到人口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更要超前预判当老龄化或负增长来临后的影响,不能因为劳动力数量比较大、比较年轻,就盲目乐观,要超前做好人口走向老龄化的准备。

另一方面,需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劳动力从省外流向广东或者从粤东西北流向珠三角,下一步要为这些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此外,从今年公布的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广东与东部其他地区相比没有明显优势。广东正处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如何收获第二次红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切实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更多劳动力培训,促进经济转型,多措并举让劳动力稳定下来,提供相对比较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

“总和生育率1.3值得我们警觉”

南方+:国新办发布会公布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否对判断人口发展的趋势提供了一些参考?

陆杰华:以往的“五人普”“六人普”都没有公布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学者往往是根据电子汇总数据进行测算,测算的结果总和生育率也很低,甚至低于1.3。

这次主动公布了总和生育率,比前两次人口普查的电子汇总数据高一些,但我们应该看到1.3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很多发达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比我们要高,韩国、新加坡比我们低一些。我觉得生育率这么低值得我们去警觉。

“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到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适度生育水平肯定不是1.3或者1.5,有可能是1.8或者2。1.3和1.8差了0.5,差距是比较明显的。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要从1.3到1.5是很难的,也没有太多先例。况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靠鼓励生育和配套措施实现生育率提升,难度是极其大的。

南方+:从提倡控制人口到警惕人口负增长,大家对于人口发展的认知转变得非常快。

陆杰华:我觉得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主导,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改变了老百姓的生育观念,这是很重要的国家背景。第二个背景是过去的宣传体系告诉我们,我国人口综合底子薄、人口多,这导致这一代的年轻人经历的社会制度安排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养老,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仍处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但大家已经不认为非要通过生孩子来作为养老的一种保障,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象到的一种变化。

另外,个体选择生育更理性了。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多样的,生孩子不是唯一的选择,加上养育成本不断上升,也大大打消了生育热情。

南方+:对于如何提高生育意愿,营造更好的生育环境,您有何建议?

陆杰华:从我个人判断,生育政策应该还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基于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我建议把生育权交回给夫妻双方,让夫妇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现在育龄妇女的数量还比较大,生育条件较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期。

同时,应该提供配套的措施,比如实施家庭友好的生育政策,提供托幼服务、降低生育教育的成本等等,给育龄夫妇生育提供更好的支持。此外,还要做两手准备,做好应对未来老龄化和负增长的制度安排。生育友好政策可能会缓解、推迟负增长的到来,给公共政策调整带来一个缓冲期。


阅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