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申元: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糖尿病防治经验

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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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日寇狰狞,山河喋血,让她深感没有国就没有家,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让治病救人的种子在生与死、聚与散中深埋。青年时代,理想之树开始生长,“千方百计总有救”,是她笃信的原则。而今,鲐背之年仍奔走于社区,她牵头的一项长达10年的糖尿病防治跟踪研究,率先探索出了中国人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新模式、新经验,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管理模式。她,就是北京同仁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袁申元。

把人救活,是我最朴素的想法


1931年,袁申元出生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家7口从上海一路逃难,历经安徽、江西、湖南、浙江。“我当时还背着两岁的弟弟,身上就穿个小背心小裤衩,下雨淋湿了就藏在草堆里,晾干了再穿。我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烧杀淫掠,非常恐怖。那时候我深深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回忆起这段历史,袁老眼含泪花,“日本鬼子在浙江搞细菌战,我的邻居都上吐下泻,就这么死了,一个一个被拉走。怎么好好的人会死呢?所以就想长大以后要救活这些有病的人。”


1950年,从浙江省立杭高毕业的袁申元考上北京大学医疗系。“那时候很穷,父亲的收入只够全家吃饭。我是建国以来第一届大学生。不光上学不要钱,还管吃住,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


经历了解放,“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印在袁申元的心里。她高中入团,大二入党。1955年毕业,袁申元留在了实习单位——北京同仁医院,由此开始了一生的事业。


上世纪50年代,同仁医院90张床位,只有内、外、眼科。院长刘世豪兼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跟着刘院长,刚参加工作的袁申元见识了不少内科疑难杂症。


“一个30多岁妇女,因为产后大出血引起西蒙氏病,来的时候体重不到60斤,甲状腺功能、脑下垂体功能、肾上腺功能全部都衰竭。59年苏联专家来会诊,看过后说没法救了,可刘院长带着我们非要救活她。除了各种激素补充治疗,刘院长还特意为她进口一些国内买不到的药物。她瘦得皮包骨,关节受压部位极易长褥疮,护士就给她用棉花包好,保护起来。病人在我们这里一住就是两年,经常休克,全科抢救,几次呼吸停止都救过来了,最终走着出了院。1966年我到家里去随访她,她高兴得不得了。这件事告诉我,病再重,只要精心、千方百计,是有法子治,能救活的。”


怀着“把人救活”的朴素想法,袁申元还把针灸引入细菌性痢疾治疗。“那时候消化科的痢疾病人很多,我就查书。中医书上讲腹痛腹泻,扎针灸很快就能好。我就跟针灸科的老大夫商量,咱们一条龙,有痢疾病人就请您扎针灸,我们输葡萄糖盐水维持生命体征,不给抗生素,看看能不能治好病人。结果发现针灸以后的病人好得非常快。”


这个项目开了题,还吸引了协和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组的教授参加,原因颇具戏剧性。因为用西医思维,几根针下去是万没有可能消灭细菌的。痢疾细菌很“娇嫩”,时间一久就死了。教授特意派徒弟带来培养基在病房走廊里等着,大便一出来,赶紧取样接种放进37度的孵箱里做细菌培养,还嘱咐徒弟,“千万要认真,别因为你疏忽养不出细菌,就证明这种方法有效。”


“我们也很严谨,一点不敢糊弄。大便正常以后,还要细菌培养三次阴性,才说明好了。人家等不了要出院怎么办?就到家里去跟他讲,我们取点大便,不痛,带回来培养。”1966年4月,卫生部组织全国知名的传染病和微生物专家鉴定,“北京同仁医院经细菌培养等系统研究,针灸治疗细菌性痢疾有效性”顺利通过。


然而,命运弄人,曾经的荣光,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云谲波诡地成为了打向袁申元的一记重拳。


“连篇累牍的大字报,说我红得发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后来说我治痢疾不管病人死活,光给病人扎针灸是杀人刽子手。全院批斗大会上,我戴着高帽子跪着被批斗了6个小时。”


“开始我也想不通。我没有愧对人民,都在救人。关在小黑屋的时候,我学毛主席语录,学着学着明白了。毛主席说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我入党时已经解放了,没有经历过风雨,这次运动就是让我经风雨、见世面的。”


绝望之处,有时只需心念一转,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35岁的袁申元从愤怒、痛苦,渐渐变为平和、接受。让扫厕所就好好打扫,让工作就全力以赴,不变的是“把人救活”的初衷。1968年,急诊值班的她和同事们一起,成功抢救因塌方心脏停跳、瞳孔散大31分钟的患者,打破了当时心脏复苏的国内记录。1973年参加延安医疗队,1年时间就抢救了200多例急危重病人。由于经验丰富,40多岁华发早生的袁申元,被老区人民称为“北京来的老大夫”。


忆当年,袁申元不无感慨,“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了这一碗酒垫底,这一生的酒都不怕了。”


搞科研也可以为国争光


文革结束后,袁申元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她兢兢业业、宵衣旰食,有时为了抢救病人,一连几昼夜不休息。虽然曾因为搞创新受到打击,但她并未放弃,围绕临床工作开展多项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21项科技奖励。


“我为什么要老要搞科研?就是因为医学上常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等死吗?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见到人死亡。病人死了,家属哭、我也跟着哭,我不愿意接受这些事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死,为什么我们穿着白大衣不能把人救活,所以老想和大家一起千方百计救活病人。”


袁申元发现,观测人体微循环情况,对于救治非常有意义。“以前我们观察血流速度用秒表,从皮下毛细血管攀中一看见血出来就摁一下秒表,血流进去了再按一下,计算血流速度。但从眼睛看见到手动,有神经传导的时间差,不准确。查查文献国外已经有先进的仪器,但是没有卖的。我们能不能自己做?”


“观测需要显微镜。我们到处打听,最后在一间洗漱室的桔子皮下面找到一个木箱,里面有台报废的显微镜,没有镜头。我们如获至宝,请608厂的两位髙级工程师帮忙修好了,而且分文不取!后来和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合作,2年,把仪器研究出来了。”


这是我国第一台双窗微血管血流速度自动测量仪,可以实时定量记录微循环研究中难度最大指标——血流速度,荣获卫生部二等甲级成果奖。袁申元带领大家用这台仪器对糖尿病、肝硬化、冠心病等病人的微循环进行测定,探讨内脏与体表微循环的关系。随后,她带着研究成果走进国际微循环学术会,引起业界关注。“当时很多国家没有,大家都在问,仪器怎么来的,能卖我们吗?我非常自豪,看来搞科研也可以为国争光。”


1991年,袁申元在微循环领域蜚声国际,并担任国际微循环理事,分别被英国剑桥、美国授予有突出贡献科学家,在参加第五届国际微循环会议期间,获邀留美工作,当时儿子也在美国,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回来。


“搞科研需要经费。我了解了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几所学校发现,当时那里不像中国公开评审,走后门是合法的。我干嘛非要留在这,苦兮兮的问你们募捐钱?在国内,党是我们最亲的了,有党的领导,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再说我留在你这儿,最后研究出来的东西都归你了,我不愿意。虽然在1991年,那边物质生活还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不稀罕,我的这点水平,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应该回国研究,报答党和人民。”


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


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掩映在一大片砖红、浅灰的居民楼中间。周一下午一点多,袁申元赶来出诊。下车时,她先用脚探探,确定没有踩到翘起的地砖,站定,随后小步快走,直奔诊室,银白色卷发在午后日光的映照下泛着光。


到劲松社区出门诊,这是第16年。作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70岁才退休的袁申元退而不休,牵头成立了“北京市社区糖尿病研究”课题组。从2008年开始,先后200多位全科医生参与,对西城、东城、朝阳、海淀、丰台五个区的2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000例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防治跟踪研究。


“欧洲有一项糖尿病研究,发现了减少心肌梗死和死亡的一些规律。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不一样,要摸索自己的经验。”


十年磨一剑。2019年,“北京市社区糖尿病研究”数据在巴塞罗那学术会议上报告:中国人在10年中,连续3年血压、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达标,就可以明显减少死亡和心血管事件。经国家卫计委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初步估算,若能推广到全北京市,可以节约上亿元医疗费用。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管理模式。

“国家少花钱,病人少受罪。让糖尿病人几十年都严格管住饮食,什么都不敢吃,那是很痛苦的。只要三年里头这几项指标管得好,有些地方可以稍微松快一点,正月十五也可以吃几个元宵嘛。心情好,生活质量也高。”


社区医生也因此受益,技术进步了,视野更宽阔,十年间发表了80多篇文章,40多人晋升了业务职称。一位社区的主任医师感慨,“你们要不来,我永远是主治大夫”。


10年来扎根社区并非易事,更不要说耄耋老人。“我们这个工作在国内是独一份,在国际上目前也还未见报道。前几年,我都是一礼拜去5个社区,现在动作迟缓了,步履也蹒跚了,只能去2个。但我一看到病人就来劲了。”


事实上,袁申元的糖尿病事业,开始于60岁。专注于微循环研究的她发现糖尿病人脏器微循环影响最严重。“还是要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在常人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她却向着新的目标启程。


1992年,成立糖尿病科的申请获批。“刚开始我在糖尿病学科领域里还是很‘嫩’的,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我们接下了卫生部的研究课题,在北京地区作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20682人。走访了33个乡镇、15个工厂、17个居委会、11个连队,整整做了2年。”


为了这个大“工程”,袁申元操碎了心。测血糖要用馒头餐实验,她反复叮嘱师傅千万不能缺斤少两,如果馒头分量不够,血糖肯定不准,所有血液标本都是做双份。61岁的她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跟大家一起扛着馒头进社区、到乡下。很多地方冬天没有暖气,冻得大家手都不能写字。经费不够,她就到县里找分管文教医疗卫生的副县长募捐……


“最可爱的是我们这组人特别团结,慢慢就做起来了。做任何事情都有困难,但是我觉得克服困难有两个动力,第一个动力就是符合党的利益,符合人民的利益。第二个动力就是团结共识,一个人干不起来,对吧?”


1995年,袁申元有了更大“动作”,申请成立了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办公室,挑起全市18个城郊区县糖尿病防治的重担。


“虽然我们在医院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每个礼拜总要腾出几个半天下到基层去。糖尿病是个终身病,除了经常引发心脑血管病外,它影响腿上的大血管可能造成截肢、影响眼睛造成失明、影响肾脏引发尿毒症……所以我们一定教会基层医生帮助病人预防并发症,降低死亡率。为什么我退休了还在干?我们要在北京市培养社区队伍,他们是不走的,能够永远为这个区域的人民服务。”


三甲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相结合的模式,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在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进来,甚至包括年长6岁的老伴,同仁医院原心内科主任张鸣晓。“前几年他身体还硬朗时,也经常去社区会诊。他看心脏病、高血压,我看糖尿病。”两人在为基层病人服务中,依然志同道合。

对于90岁的袁申元教授来说,现在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她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这项糖尿病管理模式,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虽历经艰险,却初心不改。她用双手让无数生命重新鲜活,用双脚蹚出糖尿病社区防治之路,然而她却说,“不论做了点工作也好,取得了细微的成绩也罢,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党,什么都不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培养的恩情。”

主笔:北京同仁医院宣传中心 黄汇慧,从事宣传工作十余年,作品曾荣获北京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优秀奖,多次荣获北京市卫生系统好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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