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富春:永远跟党走

2021-04-14
来源:天坛医院

战场上,他是冒着枪林弹雨抢救生命的军医;卸下戎装,他把不畏牺牲、不怕困难、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带到工作岗位,成为敢于直面痼疾、敢于破旧创新的大型医院掌舵人。他就是有64年党龄的原北京天坛医院院长马富春。

“无论我是军人还是医生,‘共产党员’四个字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我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托付,无愧于党员的称号。”马富春说。

我受到党的教育,第一条就是不怕死


虽然已经年逾九旬,满头银发的马富春仍然是腰杆笔直,回答提问时声音洪亮、一丝不苟,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战争年代让他的听力受到严重损伤,不时要提醒周边的人“大点声”。


1950年参军,1982年转业,32年的军旅生涯,马富春经历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大大小小经历了无数战斗,也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


1950年,18岁的马富春正在张家口读书,当时已经是团支部委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年10月,学校号召有志青年积极参军,保家卫国。“我是团支部委员,是党的后备军,应该带头。”马富春记得,在欢送他们加入部队的大会上,语文老师朗诵了一首诗为同学们送行: “这群小伙子真棒!


你们勇敢地

走上了光荣的岗位

加强国防

保卫家乡

……

二三十年以前

我们何尝不想

喊一声: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换来的

却是流亡

是死伤

……

你们带上血样的红花

不要忘了

这是毛泽东时代所培养

……

时代的宠儿们

整肩负着百千万人的希望!”


到部队后,马富春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班学习,1953年被选派带队入朝参战,“1953年3月从沈阳到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当天就进入朝鲜”。


原本以为会像歌曲里那样“雄赳赳气昂昂”,没想到刚到朝鲜,残酷的战争就给马富春们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为了躲避空袭,他们乘坐的卡车只能夜间行军,即便是这样,刚进朝鲜不久他们还是遭到了敌军的飞机轰炸,幸亏卡车司机经验丰富,拐弯开进一个山沟,躲了一夜。


来不及害怕,马富春就被分配到高射炮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64师医院)。这支部队负责保护重点领空安全,时刻面临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经常会有战士被炸伤。


“敌人那时候有一种炸弹叫‘菠萝弹’,炸弹里面都是钢珠,我曾经救治过一名伤员,腹部被这种炸弹炸了32个弹孔。”马富春说,军医们一段一段地探查伤员的肠子,一个弹孔一个弹孔地修补,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钢珠清理干净。


“这位伤员是幸运的,还有一些战友没能抢救过来,牺牲了。当时有两个念头,一个念头是发自内心地心疼这些战友、佩服这些不怕死的人。”马富春说,“另一个念头就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跟战场实际不一样,生怕不能更好地救治战友,得多学多思考。”


抗美援朝战争中,马富春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候,战争结束后,他随部队驻守在东南沿海地区。1956年12月,马富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后,他又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斗。


抗美援越战斗中,战地医疗设备匮乏,技术也相对落后,受伤战友们顽强的斗志、不怕死的精神,让马富春的内心一次次地受到冲击。


1967年4月8日的“四八战斗”,是马富春记忆中经历过的最惨烈的一次。“敌机发射‘百舌鸟’导弹11枚、重磅炸弹18枚,战场就在我们附近,我们伤亡很大。”马富春清晰地记得,613团炮二连一排长金可湾的左眼被一颗钢珠击中,整个眼睛都凸了出来。“战场包扎条件有限,一旦发生感染,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我们最短时间里决定,把受伤的眼睛拿掉。”马富春说,“听说自己要失去一只眼睛,金排长对我们说:‘我还有右眼,照样能战斗!’”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喊’,每个人都做好受伤牺牲的准备。”马富春说。


同样是在“四八战斗”中,马富春也经历了军旅生涯最危险的一次,在运送伤员返回野战医院的途中,他们遭遇了敌机轰炸。“我们要绕山沟回野战医院,结果就赶上了敌机轰炸。敌人投了很多气浪弹,爆炸以后伤员看不到外伤,全是脑震荡、内脏出血。”敌机飞走后,马富春连忙在山沟里就地组织抢救受伤的伤员,忽然附近几个团的几名干部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看见马富春都愣住了。


“他们见到我就说,不是牺牲了吗,怎么还活着呢。我当时也顾不上搭理他们,后来才听说,轰炸结束后师指挥所发通知,说马队长牺牲了。这几个干部听说我牺牲了,挺难过的,想来最后见见我。”经过核实,是一位姓毛的队长牺牲,误传了信息,闹出这么一场误会。”


“从成为军人那一天开始,我就做好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准备,我受到党的教育第一条就是‘不怕死’。”马富春说。

把一片废墟变成新型的天坛医院


“当年我刚参军在中国医大军医班学习的时候,为了多学东西,每天要学习12个小时,只要有时间就抱着骨头标本,学习解剖位置。”马富春说,在战场上,他最多的时间就是守在伤员身旁,学习各种救治的知识和技术。他把在部队养成的这股不服输、不怕困难的“韧劲”也带回了地方。


从一名军医到师医院院长、后勤部副部长,马富春在部队一干就是32年。1982年12月,已经50岁的马富春接到命令,转业到北京工作。“突然让我回到地方,生活习惯、工作习惯都完全不一样,说实话,我一时半会转不过这个弯儿。”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尽管这个“弯儿”转得有些困难,但马富春还是用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完成了自己的转变:“北京市军转办通知我5天内到‘北二医’(原北京市第二医学院)人事处报到,我马上就去了;‘北二医’让我去北京天坛医院,我第二天就到医院报到。”


当时的北京天坛医院,让马富春心里一凉:“我在医院里转了转,医院还是一片废墟,好几台吊车、挖土机,还有不少日本侵华时期的建筑,就是一个大工地。”


院领导让马富春先去门诊部工作,担任门诊部副主任。“我当时也想过,是不是调个工作,但是后来我就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部队转业干部,分配我到哪就应该到哪,不能挑挑拣拣。”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马富春安定了下来。


很快,一次突发事件,让马富春丰富的战场工作经验派上了用场,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一下子送来30多名伤员,医院当时还在建设阶段,人员、设备都还在完善过程中,一下这么多伤员,有些措手不及。”马富春说,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按照战场救援的经验,跑到最前面,给伤员分类、按伤情处置。


“送来一个伤员,我就根据他的伤情分类,很多医生护士都不认识,也顾不上是哪个科的了,看见穿白衣的就‘抓’过来,你负责这个(伤员),送到手术室,他负责那个(伤员),送到急诊……短时间把伤员都分散了,免得都拥挤在一起,影响救治速度。这在战场上叫‘分类、抢救、收容’。”伤员们都得到妥善安置后,大家才想起来打听,刚才组织抢救的是谁、哪个部门的。


当时的北京天坛医院,正是“百废待兴”的时期。“文革”期间,医院于1970年全部迁往甘肃天水等地支援西部医疗建设,留守的少数职工与前门医院等单位,合并成立了“崇文医院”,直到1983年12月,才重新恢复了“北京天坛医院”的名字。


“医院要发展,从友谊医院、同仁医院、朝阳医院等兄弟医院抽调专家和医务人员,王忠诚院士和70多名神经外科医护人员也从宣武医院来到天坛医院。”马富春形容这种情形叫“八路大军”。


“八路大军”的“八方支援”一方面帮助北京天坛医院迅速重建,另一方面,由于各医院的工作流程、各位专家的工作习惯等各不相同,也导致了医院运行不畅、效率不高,甚至影响医院发展。1984年,北京天坛医院领导班子调整,刚刚担任医院副书记、副院长的马富春,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医院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是肯定不行的,我想,医院要更好地发展,必须得打好基础。所以我一上任开始就抓医院的基础。”马富春和同事们一起,协助院长王忠诚,一个科室一个科室、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调研,协助各科室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党政工团、医务、护理、医技等各部门的规章制度。


“最大的难题是习惯。这些老专家来的时候都50多岁了,他们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要改变是很困难的。”马富春说,他带领着医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一个一个给专家们做思想工作,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这些专家。从宣武医院整体来到北京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各项规章制度完备、执行情况好,成为全院的标杆。


到1993年左右,一套完整的、涉及现代化医院发展各方面的医院管理制度基本成型,这也成为促进医院迅速发展的巨大财富。直到如今,医院执行的管理制度仍是建立在这套制度的基础上。


1995年,在全院的努力下,北京天坛医院经过严格的评审,成为三级甲等医院。“党委重视,我们的医生、护士、行政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大家差不多‘脱了一层皮’,最终取得了‘胜利’。”回忆起当年,马富春依旧激情澎湃。


“打基础是很困难的,是默默无闻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要想发展,要想发展好,基础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哪怕是得罪人。”回首当年的艰辛,马富春说,一批老党员深刻地影响了自己。


“我刚到医院的时候,医院的领导班子都是‘三八式’,几位老院长、老书记都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前后入伍的老革命、老党员。在医院建设的过程中,他们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在刚到医院时的思想转变,是受到了这些老同志的教育。”


“发展神经外科事业是王忠诚院长的愿望,也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任务。那时医院病房楼还在建设,神经外科研究所刚刚建成,王忠诚院长就把病人放在研究所、病房放在研究所、手术室放在研究所,一边筹建医院,一边开展医疗工作。”马富春说,老一辈“天坛人”团结一致,全心全意要建设好这个医院,要把这一片废墟变成新型的天坛医院,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这就是当时憋在大家心里的那一股劲。


“为了更多老百姓得利益,我不怕得罪人”


1989年,马富春成为北京天坛医院院长,上任后不久,他就做了一件在当时足以引起“地震”的事。


“我把在部队的传统带到了医院。每天我都提前一小时到医院,到门诊、到急诊走一遍,了解夜班的情况;我要求各科室要开早会,哪个科室没把自己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我要追问。大事小事基本瞒不了我。”多年的观察中,一些伴随着医院发展出现的“社会病”越来越引起马富春的警觉。


“当时有一些社会乱象,比如在一些医院,个别医生把病人往私立医院转,自己收回扣;有的医药代表在医院病房、门诊乱跑,医生看病时他们也在旁边推销。老百姓非常反感。”马富春说,“从学医第一天开始,职业道德就是根本。”


“谁砸天坛医院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终于,在一次院周会上,马富春提出这个口号。


马富春随后开始了“铁腕”措施:凡是发现违背职业道德、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轻则扣发当事人奖金,个人和所在科室均不能评先进,重则接受党纪政纪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在当年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影响到了兄弟医院,一时间各种乱象偃旗息鼓。


“当年有些人是拥护的,但是有些人不服气,特别是那些受到处理的人,背后骂我的人不少。”马富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在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战争的锻炼和洗礼,前线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后来接触的老党员们对我的影响很大。跟不正之风作斗争,抓好医生的医德,让医护人员为老百姓着想,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我这么做!”


几年的时间里,马富春先后五次组织整顿医德、医风,加强廉洁行医教育工作,并制定医院廉洁行医守则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医院医疗作风和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改善。


“为了我们的医德医风发挥好,为了更多老百姓得利益,我不怕得罪人。你骂我也好,批评我也好,我走得正。我不求名不求利,也不要什么奖章,只是凭着党性工作。”马富春说。


2003年SARS疫情肆虐,正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的女儿想到非典病房支援。“我鼓励她去,尽我所能教给她一些知识,然后把她的孩子接到家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马富春说,这也是党性的要求,是在军队里面锻炼的结果。


“我经历了解放前、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过SARS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从一个不懂事的高中生到身穿白衣的医院管理者,一个有64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伟大祖国这些年的变化,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决心永远跟着党走,奋斗一生。”马富春说。

附:马富春简历

马富春   男   1932年生人,1956年入党

1950年12月-1953年中国医大军医班

1953年3月-1954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64师医院军医

1954年8月-1964年6月解放军64师医院军医

1964年6月-1966年8月解放军炮兵610团卫生队

1966年8月-1969年10月援越抗美工程大队

1969年10月-1983年1月炮兵65师医院院长

1983年2月-1989年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

1989年12月-1993年10月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1993年10月-1999年7月北京天坛医院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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