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弟: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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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登弟,男,193010月出生于河北省深县,中共党员。19468月在河北安平县入伍,在华北三纵队八旅24团三营任通讯员。194710月解放石家庄战役中负伤后,在华北国际白求恩和平医院疗伤,伤愈后,被留在医院工作,1948年入党。19513月入朝作战,五次战役结束后工作表现好,被提升为看护长。抗美援朝期间获得朝鲜政府勋章一枚,于19549月回国。19589月转业到地方,先后任积水潭医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844月至19926月任北京安贞医院党委书记。

阳光下,装裱考究的木质相框里,从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战争立功纪念章到朝鲜政府颁发给志愿军战士的荣誉勋章……一枚枚军功章整齐排列,熠熠生辉。当布满皱纹的手指轻轻滑过勋章,停在一张泛黄的照片上时,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不断涌上王登弟的心头,将这位有73年党龄、将大半生献给党的事业的老党员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战火中热血写就入党申请

照片里的一身军装、目光坚毅的年轻人,正是王登弟本人。1930年,他出生于河北深县,抗战时期那里是革命老区,晚上经常有八路军翻墙到村子里宣传抗日,天不亮他们再摸黑离开。

“八路军战士对老百姓很好,知道我们日子过得苦,他们每次在乡亲们家自带口粮做完饭后,总会留一些给孩子们吃。”

那时候,在年少的王登弟心中,八路军是共产党,是给老百姓做主的队伍。他从小就立志参军,上小学时已经成了儿童团团长,经常给八路军站岗、放哨、送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解放战争开始。那一年,王登弟刚好16岁,他在河北安平县参军入伍。参军时,看着这个个头儿还没枪杆高的半大小子,部队领导问他:“孩子,扛得动枪吗?”“一杆枪几斤?”“七斤”“十斤我也能扛动!”王登弟一脸自信。就这样,他和同村的几个小伙子一块走上了这条革命的道路。

很快,他被编入华北三纵队八旅24团3营,在营部担任通讯员。这支部队是由聂荣臻元帅(率领)的。那时候战场上没有现在的电话、手机等通讯设备,全都靠人力传递消息。通讯员经常要冒着炮火穿梭在战场上。1947年3月,清风店战役打响。战斗打得很惨烈,王登弟他们营500多人,最后只剩下100多人……

1947年10月,参与了解放石家庄战役。王登弟至今记得,他和战友们进入石家庄时,驻扎的那条街,名叫“中山路”。旁边一街之隔就是国民党的部队,每天枪炮声不绝于耳。当时,营长让他去通知街东头的一连战士“守住阵地”。回来复命时,刚走上营部的台阶,一个炮弹就落在了他身后。“当时我感觉身上像被石头砸了几下。回头一看,才发现街上有三名战士已倒在血泊中……”王登弟回忆称,当时,突然有战士冲他喊“小不点(王登弟外号),你流血了!”他心下一惊,立刻伸手去摸,发现胳膊和腿上全是血。这才“咕咚”一声坐在了地上。

那天,老百姓用担架抬着王登弟他们几个伤员,赶了一夜的路,才送到华北军区位于张家口蔚县的国际白求恩和平医院。在那里休养了一个多月,王登弟伤愈后,他就急着回部队。当时,医院领导觉得这个战士挺机灵,有心留他在医院工作。当时,王登弟内心很抵触,“我出来当兵是为打蒋介石,怎么能呆在后方医院里‘养尊处优’?”“谁说的?救护伤员同样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后来经过领导反复做工作,王登弟才想通,留在医院成了一名看护员。

1948年,解放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随着察南战役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在察哈尔省的政府机构彻底瓦解。那一年,不满18岁的王登弟在战斗中立了几次功,同年9月在蔚县加入党组织,第二年,在参与解放太原战役时,顺利转为正式党员。

“那时候年纪小,并不懂得太多革命道理,但我心里明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会带领大家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说到当年入党的情景,这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眸光闪亮。

视死如归奔赴朝鲜战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作为19兵团野战医院的护士长,王登弟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战场。

在朝两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五次战役,非常惨烈。当时部队达到汉城(南朝鲜首都),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连一间完好的房子都没剩下。一天24小时,美国的战斗机、轰炸机无时无刻不在头顶盘旋、轰炸。有一次,一个凝固汽油弹刚好落在王登弟附近,他灵机一动,抄起一个当地人喝水的大罐子套在头上,这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同志冒险在河边洗绷带。谁知,美军的几架战斗机突然从山里钻出来,冲着他们就是一梭子子弹……那些日子里,王登弟每天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甚至从没想过自己还有活着回到祖国的一天。

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一下接收了150多个头、胸、腹受伤的重伤员,可却连一间房都没有。怎么安置伤员呢?大家很发愁。最后,不得已把伤员们放在了战壕里,身上盖着树枝隐蔽。没有吃的,王登弟就和民工一起上山,从牺牲的战士身上解下随身带的炒面袋,回来再分给伤员吃。

有一次,他们在废墟里找到当地人存放的一罐尚未脱壳的稻米,并想法子砸开,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脱掉一半的壳。为怕暴露目标,他们就躲在油布里生火熬粥,把混着稻壳的粥端给伤员时,他们已经饿慌了,大口大口地和着稻壳吞下……

1953年9月回国,王登弟他们坐着“闷罐火车”一路颠簸回国。当打开车厢门看到前来迎接、慰问的群众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踩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每每回顾那段岁月,王登弟都忍不住心潮澎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论武器,我们比不上美国人,但我们中国人志气高,宁可牺牲也绝不屈服!

脱下军装投身首都医疗事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登弟随部队回到河北张家口、转道宣化、再到新保安……1954年,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令,前往北京小汤山接管一所新建的北京军区疗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小汤山医院第四疗区。1958年,四所军地疗养院合并组建为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王登弟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市。同年9月,他脱掉军装,转业来到刚刚建院的北京积水潭医院,在那里担任过护士长、副书记、副院长,一干就是25年。

在积水潭医院工作期间,国家开始陆续向非洲派出援外医疗队。1978年6月,作为赴上沃尔特医疗队的队长,王登弟带领医疗队队员们在非洲工作了2年零3个月,在当地帮助了许多缺医少药、身患疾病的非洲民众。回国前,因表现突出,他还荣获了一枚由该国家总统授予的“骑士勋章”。

1983年,由于市区发展、亚运会即将召开等原因,结核病院要迁往西郊温泉结核病院,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结核病院原址将组建一家全新的以心外科为主的综合性医院。王登弟作为工作组身份,最先被派过去从事建院工作。

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早年间在战场上落下胃病,做了胃切除手术。很长时间内,他整个人瘦得脱相,体重还不到80斤。每天只能喝一杯奶,到了晚上还得吐出来。即便如此,这个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每天都坚持自己洗胃……

再次临危受命,王登弟肩负起北京安贞医院首任党委书记的重任。他只对当时的北京市卫生局领导说了一句话:遵从组织的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第二年4月,在吴英恺教授的积极推动下,这家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北京安贞医院成立。吴英恺任院长,王登弟任党委书记。

创业初期很艰难,由于缺人、缺房、缺钱,卫生系统里甚至有人调侃安贞医院是“三无”办院。对于这些,王登弟一点没放在心上,仍旧一腔热血扎进医院建设中。

那时候,全院最好的四间房是过去的结核病医院党委办公室。于是,他当即决定将党委办公室从那几间房里撤出来。此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王登弟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病房里的空房间、夜班值班室……甭管在哪儿,他拎包就能进去办公。

缺少经费,医院自己雇工人在现在心外科大楼的地基上搭了“大棚”,分给每个科室一间房开门诊。王登弟和吴英恺老院长还去找了当时的燃化部和冶金部的领导“化缘”,好不容易才找来1000多万元经费,如今医院2000多平米的12病房,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

离休后这些年,王登弟一直关注着北京安贞医院的发展。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大量医务人员走上抗疫一线,其中不乏安贞人的身影。谈及这些,老人很激动:“医院年轻一辈的党员中有很多优秀人才,我对他们很有信心……年轻人一定要记得入党宣誓时说过的话,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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