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科学家夫妇的“神仙”爱情:携手科研,每天仍挽手上班

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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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里有一道“风景线”。每天早上九点,已年过八十的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准时走进生物所大门,开启他们新一天的工作。

两位老人的身影,是一种“鼓励”。“看到费梁和叶昌媛两位老先生每天都坚持搞科研,你还有什么不努力呢?”生物所里的年轻人如是说。

是一种“温暖”。年轻人们发现,费老单独行动时,总是“大步流星”。一旦叶老在身旁,他便伸出一边胳膊让老伴挽住,施施而行。

二老搀扶着前行 张轶佳拍摄

二老搀扶着前行 张轶佳拍摄

从朝晨到黄昏,从白齿青眉到黄发骀背,风雨同路六十年,中国两栖动物学中有二老的一枚勋章,城市故事里也有这对伉俪书写的一页深情。

如今在生物所内,一方简居,两张书桌,两位老人相向而坐,伏案执笔。时间从指间梭梭地流过,他们追赶着,笔尖留下沙沙的声音。

七夕将至,不爱过节的两老也没有什么送礼过节的打算。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朝朝暮暮地相伴,已是彼此以及时间给予自己的,最大的馈赠。

青涩恋爱

爱情就是帮你采标本,翻三个小时的山去看你

六十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前后脚踏入了当时的中科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生物研究所)。在这之前,他们都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学生时期,两人只是处于“认识”阶段。

叶昌媛至今都记得毕业后再次见到费梁的场景。“当时我跟院里的同事在食堂排队打饭,见他来了多高兴的,便招呼着,心想这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又增加了力量。”大家坐一起吃过饭后,就去走马街、春熙路逛了逛,一行人很快熟络。费梁和叶昌媛之间,也慢慢互相欣赏起来。

叶昌媛工作照(1982年)

叶昌媛工作照(1982年)


当时所里为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买了三头奶牛放在农场,并派叶昌媛去看养。没有饲料槽,叶昌媛便把自己的脸盆拿去代替。“她养得好,奶牛从不产奶到产奶,解决了大家的营养问题,早上可以喝到牛奶稀饭。”但费梁也记得叶昌媛的不容易。“奶牛的舌头把她脸盆上的搪瓷都舔掉了。”

在叶昌媛眼中,费梁在工作中优秀、出色。入职后,他俩被派到当时的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前辈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他成绩是所有学生中很好的。而且以前没有相机,标本全靠人工手绘。他画的标本图又认真又仔细,所以老师经常表扬他。”叶昌媛叙述的口吻里,带了一点崇拜。

没有什么烂俗的表白桥段,朝夕相处中,他们达成默契,走在了一起。

1962年,所里组织两支队伍去二郎山做生物考察。费梁和叶昌媛各自分到了小型兽类考察队和两栖爬行类考察队,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从西到东,要翻越整个山头,花三个多钟头的车程。

因为考察队借住在道班(养路工人的组织),费梁和工人们混熟了,偶尔就托他们的关系搭过路的便车,翻个山头去看叶昌媛。

1963年27岁的费梁在贵州兴义县巴结考察 (照片由费梁提供)

1963年27岁的费梁在贵州兴义县巴结考察 (照片由费梁提供)

见不到面的日子,就借书信絮絮叨叨。信中,费梁总提醒叶昌媛注意山中的大型兽,叮嘱她要是下了河,上岸后一定要晾干,不然有湿气。虽然自己负责的是小型兽的标本采集,但费梁看到有特殊的蛇类或者蛙类,也帮叶昌媛采点标本回去。

同样在二郎山考察期间,费梁去给大伙买米准备口粮。因为没有布口袋,他便用自己背包装。没想到回程时,乘坐的大卡车一路颠簸,袋中的米抖掉了近一半。得知情况后,叶昌媛掏出自己的粮票,给对方救了急。“我也很感谢她,在生活中这样帮助关心我。“特殊年代里的援手和情意,让费梁珍惜至今。

工作伙伴

工作伙伴

黄金搭档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工作生活相辅相成

1964年,叶昌媛怀孕后,暂停了野外科考的工作。和前辈刘承钊、胡淑琴夫妇俩一样,费梁和叶昌媛也开始“内外”配合,按照工作的需要,一人主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人留家中整理资料。

每年的3-8月份,是两栖动物研究者们野外科考的时间,一趟下来,至少都得花一个月至半年,最长一次出差长达四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等,她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多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

在野外要是发现新品种,科考人员们会迅速采集相应的标本。早期没有相机,趁标本还“新鲜”,费梁便快速在纸上描出它的形态,绘上颜色。

1979年,费梁和叶昌媛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1979年,费梁和叶昌媛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不仅如此,费梁还要给研究所的胡淑琴老师去信,汇报前方的采集成果。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环境等在信中被一一记载。从老师处辗转收到信的远在“后方”的叶昌媛不禁感叹这位搭档的细致。“读他的信,就如身临其境般。”

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量几乎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主要由驻扎在实验室内的叶昌媛等负责。因为整理和阅读的资料比较多,叶昌媛对各类物种标本的形态特征也掌握比较全面。采回的标本要进一步鉴定,需要叶昌媛参考国内国外的诸多资料,而她也能迅速定位,通过前方所记录的标本的大致特征,找到记载相似类别的书籍或资料进行比对。有时,她还会通过整理分析,提出新的见解。

对于新品种的判定上,两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便选择将“争议”搁置。“我们对种类的鉴定是非常慎重的,如果发现了采集的标本和已知记载资料不同,就继续查资料,并会去所记载的其他采集点采集,然后比对。”

两人偶尔也会搭档外出。费梁的身手更敏捷,路上一旦发现新的物种,跃身一扑就能捉到。标本采到后,就交给叶昌媛。她记忆力好,能够迅速观察手中标本的形态特征,并与脑海中文献作对比,看与相似类别的同和不同。

如有不同,还要看差异是否可以构成新物种的条件。“形态学方面特征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且有标准的。有的特征差异是属于变异范围内的,但有的特征一旦发现不同,就属于种间差别。”费梁表示,叶昌媛对这些分类判定都很熟悉。

2015年79岁高龄的费梁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照片由侯勉拍摄

2015年79岁高龄的费梁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照片由侯勉拍摄

风雨同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相互的担待和照顾

出野外考察存在风险。“如果家中两个人要是都要出野外的,得左安排右安排,把娃娃安顿好。”说到这时,叶昌媛声音稍微有些颤抖,情绪有了浮动。

八十年代时,费梁和叶昌媛坐卡车去大凉山普雄外出考察,负责开车的是一位常开青藏路的老师傅。转场到去另一个点位的路上时,因为才下过雨,山路几乎都是“泥浆子”,滑且陡。“我坐在驾驶室,突然就看到卡车朝下滑,感觉(山路的边缘)快滑到轮子边边上了。”费梁连忙提醒师傅,“慢点慢点。”

师傅倒是很有经验,连忙安慰到“没关系。”“他说他没刹车,刹车就不行了,车屁股一甩就得滚下山去。”费梁形容“只见师傅一个盘子(方向盘)打过来”,就把整个车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这是费梁认为最惊险的一次外出。“因为她(叶昌媛)也在车上。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险就险了,但要是这次我们两个都遇险了,家里又该怎么办。” 至今回想起,他都感到后怕。

“肯定外出都不希望出事,但其实安全问题也只是偶然情况。”费梁补充道,以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以及家中孩子小,得有人照顾,所以妻子多留在实验室内。“后来孩子大了没啥负担了,她也想出去,有机会就肯定想的是要带她出去实践一下,多感受一下。”

1984年费梁,叶昌媛等在四川越西县普雄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1984年费梁,叶昌媛等在四川越西县普雄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他尽量体谅着她的心情,弥补她的遗憾。“而且以前不管我在野外去多久,她都能理解我。我对家庭贡献小,她不仅要协助我的工作,还要承担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埋怨过一次。那几年家中的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但他基本都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后,又匆匆离开。两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刚过百,却要供养家中五口人,包括照看孩子的保姆。物资又匮乏,东西难买,两个孩子每天分一个鸡蛋吃。

叶昌媛发现心脏有问题,去了医院也一直检查不出来什么情况。实在撑不住了,就提笔给远在云南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叶昌媛落下唯一的一次“狠话”:“你看着办,回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接信后,费梁着急,给所长打了电话请假,赶回了成都。但回来待一阵并不能解决什么,所以费梁决定把一个孩子送回老家,由父母照看。一个跟着他去了云南,让妻子在家好好休养。

“当然,说实话我也很愧疚。”费梁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暮年相守

耄耋之年仍携手编纂中国两栖动物图鉴

曾经,费梁配合北京生物物理所的老师,在黄山做过凹耳蛙的研究。其中一次实验是关于青蛙之间的交流。他们先把雄蛙的声音录下,待抓住雌蛙后,再播放出雄蛙的声音。雌蛙听到立马作出了反应,甚至跳到了喇叭上。

费梁认为,这是动物之间的爱情。就像人世间的伴侣一样,基于共同的语言,有着相通的心意。

所以,尽管有辛苦,自己和妻子还是共同携手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这其中,更多的是开心。

“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主要成员 (前排:叶昌媛、费梁;后排:谢锋、江建平、李成)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主要成员 (前排:叶昌媛、费梁;后排:谢锋、江建平、李成)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两人享受着一起考察、外出开会、参观旅游的时光。“编写动物志两栖纲时花了73年到92年整整20年的时间,交稿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安排了一次野外工作,既是庆祝,也为解决书稿中搁置的小问题。”话毕,费梁侧脸问了身旁的妻子一句:“其他的,你想想还有什么开心的?”

令叶昌媛开心的事情也很简单。费梁经常要解剖标本,并要画出骨骼图。本身动物就小,所以每次解剖和观察都很吃力。“一旦成功,我就马上说‘祝贺你,祝贺你’,看到他解剖成功了我就多高兴的。”

趁此,叶昌媛还不忘表扬自己的搭档。“他耐心就是比我好。我有时一直看不清标本都要毛了,但他不。”费梁总耐心劝导:“休息下再观察。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嘛。”

采访中,费梁提到了以前在云南科考时的一位搭档。“就在前天我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他的语气很平缓,似乎习惯了时间带来的安排和无奈。

他也追赶着时间。早就该安享晚年的两位老人,没有退休,也没有节假日,甚至连过年都会忘。叶昌媛之前还做了几次大手术,身体已远远不如以前。费梁承担起了家中洗衣买菜煮饭的活路,帮妻子减轻负担。

但每天,他们还是坚持着准时到岗。叶昌媛行动变迟缓,费梁就耐心地陪在身边,做她的依靠和拐杖。

如今,两位老人负责的《中国两栖动物图鉴(野外版)》进入到最后的校对工作。每人轮流检查,以防漏掉错误。

在相守相扶的六十年里,他们共同发表了190篇论文,出版了近30部专著,多达1366万字;获得9个国家、科学院及省部级奖项。

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同时,共同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揭示了中国两栖动物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在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中,在分类与区系调查、专科专属的系统发育、多样性编目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由费梁、叶昌媛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国情报告”,于2014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目前的校对工作完成之后,两位老人计划着完成《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他们还是继续打配合,费梁负责统筹,画骨骼图,而叶昌媛则收集资料,编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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