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大学路天壤之别

王麟
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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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下旬,我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行装(被褥、衣服和路上吃的两个馒头)和自己当代课教师积攒的一二十元,徒步来到20里外的水头站,乘坐绿皮火车,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夜行10多个小时来到了太原。接站的大二学生将我们带回企盼已久的山西师范学院(今山大),办完手续后进入寝室,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名大学生。然而,比起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同学们,我显得有些寒酸,更寒酸的是我上大学以前。为了能够上学读书,我这个两岁丧父的穷孩子,十五六岁时,便只身到陕西省武功县(今杨凌区),投靠远方亲戚去读中学。学校距亲戚家仅一站路(20里)之遥,但为了省两角钱车费,我常常徒步往返,每月靠6元人民助学金生活。学校新建,冬天又无取暖设施,我的衣被单薄,日子十分难熬,气管炎常常发生,腿脚多有冻伤,至今仍留有疼痛和疤痕。只是星期六同学们回家后,我才能将他们的被褥拿来暂用,美美睡上一觉。初中毕业前夕,得知中专不招应届毕业生的消息,如当头一棒,我那通过中专(公费)曲径上大学的路被堵,便返回老家务农,以待时机。经过近半年时间偷空自学于次年考取了大学,学校每人每月12元助学金,除了9元伙食费外,3元钱足够其它开支了,我很知足,决心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报效祖国。过上了天堂生活,我打心眼里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我的今天,即使能够活下来,也只能是稷王山下的一个农民!


我的三个孩子均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进大学。女儿是老大,学习自觉,一年一个台阶,没让大人费心,于1986年考取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大);长子小时调皮捣蛋,初中毕业后未考取康杰中学,我便将其送到万荣中学,让他体验农村与城市生活的不同,激发其学习积极性。他在那里苦读一年,明白了大人的良苦用心,奋发努力,终于考了第一名。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武汉大学录取,后跨专业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考取深圳市人大,进入公务员序列;次子比哥姐都聪明,但贪玩不好好学习,虽然也送到县里中学去读书,但他还是不知用功,学习成绩很一般。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他们仨不一定都能够上完大学,且有一份好的工作。


三个子女上学期间,我只是原则上指导,启发其自觉,结果有的能起作用,有的并无多少效果。我老伴也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生、高级工程师,她对孩子们的辅导是具体的,逐章、逐段、逐题、逐句,陪读、陪写、陪学、陪算,让子女大受裨益。女儿像她妈一样,自觉学习、善待弟弟,一直表现得都很优秀。他们姐弟三人读大学均在外地,离家很远,独来独往,大人从未接送过一次,从而,养成了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也节省了经济负担。


孙子辈上大学情况大不相同。外孙女在北大读研,因家在北京,从小就是家长车接车送;长孙在苏州读本,初入学时,我与其父专程送行,安排好以后,我俩还在那里滞留一周,饱览了“地上天堂”的秀美风光。至今,放假回家往返多次,卧铺、高铁、飞机统统享受过了;两个小孙子分别在运城和深圳最好的中学读书,礼拜天、节假日,几乎全是专车接送,孙子们沐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阳光雨露里健康成长。


三代人上大学截然两样,中小学也多有不同,这些巨变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改革开放面貌变,民富国强人惊殊,要为大同世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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