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在桂林

郭恢志
201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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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难忘的一年。

7月,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在桂林,党的地下斗争仍在继续。

7月,我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到广西高等法院开展工作。上级向我交待任务时,还交给我一份广西高等法院基本群众名单和暗语。名单上只有一人。

我的公开身份是缮写室的录事,是抄写公文的,情报可从中获得。

一天, 工间休息,我走到院子的水池边,见一人手拿一张《小春

秋》报在看。我走到他身边,问:“先生,是今天的报吗?”他答:“是今天的,你要看第一版的新闻?”我说:“不,我想看第四版的广告。”他问:“是寻人启事睐?”我说:“不,是米市行情。”他听了,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样我便和那名基本群众联系上了。

他25岁左右,是另一缮写室的录事。我决定把任务告诉他:搞敌伪档案;搞枪支,建立城市地武装。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发展组织的任务,他说:“我父亲是这里的保管员,所有办公室的门都能开,搞档案容易得很。”

第二天他说:“有一支卡宾枪,给的价钱合适可以买到。”

怎么会这样顺利呢?我开始怀疑了!

那个基本群众还交给我一份入党申请书,想尽快加入组织。

9月16日,是我向上级汇报的约定时间。我身带我和那位基本群众的入党申请书(当时我是地下团员),还有一份用唱针刻的手掌般大小的学习文件《将革命进行到底》,走到皇城东巷上级马家。门是关闭的,很少有这种情况。我拍了几次门,门终于开了一条缝,只见马的母亲双眼红肿,悄声对我说:“你快走吧,他不在家了。”她说完急把门关上。

出事了,我回头便走。这时发现在马家的对门,有一人蹲着,肩扛一草杆,上面插着风车、纸龙之类的小孩玩具在叫卖。奇怪,卖东西不走街串巷,蹲在这里干什么?特务!是盯哨马家的特务!

我吹着口哨,不看他,漫不经心地往巷子外走。从马家到巷子口约200米左右,他跟来了!

我伸手进裤袋里,用手指将两份申请书和一份学习文件搓烂搞碎,又在裤袋戳一个洞,让这些纸屑慢慢从裤洞漏出,走到桂东路口,裤袋已空。我大放宽心。他还继续跟来。

9月中旬,解放大军已逼近广西。桂林体育场成了买卖旧衣和杂物的露天集市,人山人海,在那里极有可能摆脱尾巴!

他步步跟来,进入体育场,竞把那插满玩具的草杆丢弃不要了,掏出手枪,在我背后紧追。他边追边拨开人群大喊:“闪开!闪开!抓住他!”

哼!这个笨蛋!我不用回望便知他在哪里!我在人群中,左拐右转,时蹲时站,时跑时走,竟被我摆脱了他!

我久久思量:我的危险在哪里?我的上级被捕后,在酷刑下,他熬得住吗?他会成为叛徒供出他的上下级吗?他是自我暴露的?还是叛徒出卖的?叛徒是谁呢?在高等法院,在那个基本群众面前我已经暴露,如果他是特务,那么我已在法院敌特网的监控之下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抓捕我呢?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吗?

危机四伏,危险无时不在,我像是个孤儿,盼望得到组织的指示。上级已经被捕,我到哪里去找组织呢?

在危机中,我从舅舅家搬到姑姑家,又从姑姑家搬到同学家,不断变换住处。

11月11日,中共桂林市城工委书记陈光同志,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后,受尽酷刑,被敌特秘密杀害。

11月12日,解放大军已向桂林包抄,敌特仓皇欲逃,部署要炸毁全城,时时听到枪声和爆炸声。又有11人被敌特集体枪杀于北郊。其中有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的被捕同志和其他同志。

11月20日,解放大军已逼近桂林,敌特垂死挣扎,更颁布“八杀令” 一,反政府,聚众暴动,图谋不轨者,杀……

11月22日下午两点多钟,解放大军入城,桂林在锣鼓、鞭炮和欢呼声中解放!

我找到了组织,组织调我到桂林市军管会工作,我作为三人小组成员的军事联络员,一同被派去接管了桂林中学。之后,我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90年5月离休。70年了,我和我的祖国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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