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替接班当工人

瞿素华口述 瞿光唐整理
201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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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某日,我正在生产队劳动,邮递员急匆匆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父亲从上海寄来的,要我准备一些有关证明材料,去上海顶替接班当工人。这真是喜从天降!

我1971年初中毕业后,因当时教育资源紧缺,读高中必须经过推荐。我的三个哥哥都读过中学,名额必须让给那些“根正苗红”的。百般无奈,我只有随着母亲,与泥疙瘩打交道,成为一名地球修理工。

父亲1930年13岁时,就经人介绍去上海学徒工,经历过多次失业、生病等磨难。解放初,父亲进入上海第二手套厂工作。那年月,产业工人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扬眉吐气。我们家依靠父亲的工资收入,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乡邻们羡慕不已。

几十年来,当了“主人翁”的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年获得上海市纺工系统先进称号。他在上海人民广场主席台上接受表彰,戴着大红花的照片,一直是我们兄弟妹几个心中的骄傲。将来有一天也成为父亲这样的工人老大哥,该有多好啊。这,从小就成为我心中的梦想。

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为了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生活,并促进工人队伍的更新,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等文件,大力推进干部、工人的退休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办法出台后,各地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制定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参加工作的暂行办法。随后,子女顶替制度逐步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工人退休工作中广泛实行。

我的三个哥哥,都已结婚成家,不符合去上海顶替接班进国企当工人的条件。大哥部队转业,当了教师;二哥1977年秋冬恢复高考后,在读大学;小哥在某建筑公司工作。我顶替接班当工人,毫无悬念。经过一番准备,1979年3月,我进入父亲所在工厂工作,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与我一起顶替接班的,几乎清一色的女性,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工业缝纫机流水线上。工厂位于上海市中心,靠近人民广场的云南中路上,而集体宿舍却在十六铺码头附近。上下班没有直达公交车,我们这些小姊妹就结伴同行,在农村战天斗地磨练过的铁脚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鸽笼般的集体宿舍,上下格子铺,与乡下宽阔的大床铺,真有天壤之别。上班时严格的劳动纪律,工作的快节奏,与农田劳作的相对散漫,相去甚远……在老师傅的“传帮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较快地学会了适应,逐渐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负责管理我们这些新工人的韩阿姨,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成了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当我遇到困难时,韩阿姨总是鼓励我:“你要向老瞿师傅那样,早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在车间里,我深深感受到父亲那一辈产业工人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的浓烈氛围。半年之后,因我的产品质量过硬,受到车间主任表扬,心里美滋滋的。退休回乡赋闲的老父亲闻讯,来信说:“你顶替接班,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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